魏斐德对于“哲学透视”的毛泽东思想解析

魏斐德对于“哲学透视”的毛泽东思想解析 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更在于它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时代交汇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给出了一个中国…

魏斐德对于“哲学透视”的毛泽东思想解析

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更在于它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时代交汇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给出了一个中国人独特的历史性解说。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哲学观才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大量著述中,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无疑是一部值得重视的重要著作。
一、“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魏斐德“哲学透视”中的毛泽东思想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魏斐德首先关注的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重视对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知识环境”的分析,魏斐德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对新康德主义的接触作为其“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并且认为,毛泽东尽管在十月革命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其思想深处却仍然保留着新康德主义对个人意志的崇尚。魏斐德认为,这种历史性的“知识环境”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特别是影响了毛泽东的晚年。
魏斐德从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哲学透视”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的最主要问题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之间的矛盾”,① 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全部哲学,就是它处理历史与意志矛盾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毛泽东那里表现为如何用反映社会历史要求的意志来改变正在发生的历史,“毛泽东相信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的。……但是,他又总是认为历史有自己的必然性。……他要求与历史同步,要顺应历史的变化。不过,这种观点仍然来自于他本人的信念:历史就是革命,因而就是意志”②。
由于毛泽东的意志是与历史相一致的,因此它能够决定历史。在结论部分,魏斐德又把毛泽东的辩证法作了这样的概括:“与历史并驾齐驱,决心与它斗争,也就是在理解历史的需要时承认它。毛泽东通过设置对立面而知道自己是战胜强大敌人的革命者,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英明主席。”③“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④ 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尤其是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这个“结论”的最好注脚。
魏斐德在“透视”中,结合着对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理论的分析,对毛泽东思想给出了大量的哲学分析,力图证明毛泽东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而且受到大量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他利用“中国式的裁剪方式”将这些思想组合成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他看来,毛泽东早期的造反与革命和晚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之间,有着思想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是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哲学的必然结果。因为,“主观意志”不仅规定着“客观历史”,而且也必然创造以这种意志为“规定”的“历史”。
然而,这种典型的西方逻辑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特点和丰富内容的“透视”中,忽略了中国本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奠基意义;忽略了毛泽东本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五四青年而且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时代伟人;忽略了毛泽东所吸纳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最重要的是,忽略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毛泽东参与的中国革命实践对他的思想形成有关键性的影响。
二、魏斐德对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的局限性
我认为,必须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的理论真谛,不能片面地从哲学层面和从西学层面看待毛泽东的哲学观,而应该从中国革命实践的角度理解毛泽东哲学观的形成过程和主要特点。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通过日本和西欧两个渠道传入中国。尽管在当时有许多仁人志士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奔走呼号,但真正以中国方式从革命实践角度解读马克思的,毛泽东是第一人。
首先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的接受主要出自于改造中国现实的需要。集政治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对于马克思的认可是从理解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开始的。他在《自述》中说道:“(1920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读了这三本书后,“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⑤。
这段“自述”至少表明了两层意思:首先,毛泽东是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认识历史,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作为中介去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纵观毛泽东的全部哲学,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仅是他解释历史,而且也是他指导实践的基本依据:“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叫做历史唯心主义。”可见,毛泽东眼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阶级斗争的阐发和解释。这不能简单理解为接受五四运动洗礼后的毛泽东个人在文化认同上的一种转变。阶级斗争理论的接纳,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需要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转贴于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历史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而且这种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当然不可能是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当历史处于“崩溃”的时期,指望通过历史本身的自我批判来实现历史的转轨,无疑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改良主义不可能改变危亡中的民族命运,代替批判的必然是革命。在这里,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取决于它的现实性。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历史自觉,如李泽厚所言,当“救亡”压倒启蒙,成为社会主旋律时,历史的理性自觉便会隐于其后,让位于更为现实的革命。因此,伴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的理论便首先以一种革命的理论,以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毛泽东吸纳。
其次,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期,就没有把它当作神圣的教条来对待。他考虑的是如何把从马克思那里汲取来的、“没有湖南、湖北”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在实践中得出结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读马克思,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因此,是马克思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⑥ 把“马克思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努力的方向,也是他的哲学最具特色的地方。
毛泽东的哲学非常重视实践。传统儒家重视实践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之中,也是他理解、运用马克思哲学的基点。《实践论》便宣称:“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⑦ 因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出于对实践的重视,毛泽东对以经验层面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所谓“大众哲学”情有独钟。中国革命的现实紧迫性,需要一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指导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对于当时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高度重视实践的哲学可能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接壤、因而也是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最好的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将马克思的哲学“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毛泽东语)。
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毛泽东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与运用,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与王明等理论家相反,毛泽东在咀嚼、品味及宣讲他所理解的马克思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马克思的异国哲学语言转换成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固有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转化成为毛泽东哲学的基本风格,也使马克思哲学从一个陌生的国度顺利嫁接到中国的深厚土壤之中。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哲学理论中,以中国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述他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地方随处可见。如他的“矛盾精髓说”,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说,“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说,“解剖麻雀”工作方法说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创举。没有这种中国化的表述方式,不可能有深入人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民族能够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和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民族的风格。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以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并且以此来整合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和成分,不仅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而且也的确以民族化的形式丰富了马克思哲学的内容。
总之,魏斐德对毛泽东思想所给出的大量哲学界定以及他典型的西方逻辑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存在着武断性,当然他的分析也开启了研究毛泽东的一个独特历史视角,可以弥补国内的毛泽东研究的不足:这种研究往往限制在对某一具体历史时段和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评价上,而很少像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那样以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研究毛泽东。
注释
①②③④分别见[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第296页、第302页、第302页。
⑤《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534页。
⑦同上,第1卷,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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