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浅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距今已有7000年;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年。它们说明…

浅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距今已有7000年;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年。它们说明,中国音乐与整个中国文化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至春秋战国时期,地方出现了诗、乐总集《诗经》,南方出现了诗、乐总集《楚辞》,又出现了12个半音俱全,总音域达5个八度,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曾侯乙编钟。这些都说明。中国的音乐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同步发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灿烂辉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社会生活中音乐的实践,必然促使人们去思考一系列关于音乐的重大问题,当这样的思考形成明确的理论形态,便出现了音乐美学思想,根据可靠地文献记载,中国音乐美学思想最早出现于西周末年。
从此,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开始逐步发展,先后经历了五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即萌芽时期——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时期、百家争鸣时期——春秋末年时期至战国末年时期、西汉时期、魏晋——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
谈到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这一萌芽时期不能不理,因为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春秋时期音乐美学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只有零星的语录而没有成篇的论著,但对后世的影响甚远。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包括阴阳五行音乐思想与礼乐思想,影响其后两千多年,影响整部中国音乐美学史。孔子之后形成的各个学派的音乐美学思想都可以从这一时期找到其渊源,对儒、道两家来说尤其是如此。道家发展了这一时期关于音乐与自然的关系,音乐与“气”“风”系的思想,成为自然乐论;儒家发展了这一时期关于音乐与社会 的关系,乐与礼的关系的思想,成为系统的礼乐思想。这一时期出现的“平和”审美观则对儒、道两家都有影响。
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既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又是在新旧制度交替的历史时期,由奴隶主贵族及其代言人(文公,史伯、单穆公,伶州)提出的,故而带有明显的保守特性。这种保守的特性也影响了整部中国音乐美学史。
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即百家争鸣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大变动,政治经济大发展,引起阶级结构的分化改组,知识分子阶层的队伍空前壮大,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思想最为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和其他文化领域一样,音乐艺术在这一时期也蓬勃发展,其特点是南北音乐互相交流,音乐生活大为普及,演唱演奏技艺及人们的欣赏水平迅速提高。与此相应,这一时期音乐美学思想也极为活跃,儒、墨、法、道、阴阳,各杂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各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发展,各家之间既相互辩难,又有所交融,与春秋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已大为发展、丰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
到了两汉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是前后四百余年的全国一统时代。汉代大部分时间政治稳定,国立强盛, 有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这种发展与繁荣在音乐中的表现是民歌和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和歌的兴盛。楚声在汉代呈席卷之势,深刻影响了汉人的审美情趣,审美意识。但曲的出现,器乐艺术的提高,对汉人审美意识与音乐美学思想也有影响。
汉代音乐美学思想与整个文化思潮同步发展,汉初的新道家音乐美学思想;武帝当政后的新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以《乐记》为代表;两汉之际的谶纬神学音乐美学思想;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对谶纬神学音乐美学思想的批判。这其中《乐记》是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高峰。《乐记》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提出了成熟形态的“天人合一”美学思想,但也存在严重局限,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不顾音乐艺术的特殊性,过分强调音乐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的关系,不把音乐当作审美的对象,而将它视为教化的手段,政治的工具,因而以德抑情,以度限声,以德制欲,重德轻艺,使“心”与“声”束缚于“德”,“真”与“美”屈从于“善”,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政治的奴婢,失去独立的地位和自由的发展可能。但不容置疑的是《乐记》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之集大成者。
魏晋至隋唐时期,随着南方与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促进了音乐尤其是器乐的巨大发展,至唐代更出现了中国音乐的第二个高峰。音乐美学也相应的变化、发展,并呈现显著特色:摆脱经济束缚,不再注重音乐的外部关系,而开始探讨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内部规律;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既正面冲突又进一步融合;随着佛教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佛教音乐美学思想也开始出现;音乐诗赋大批涌现,其数量大大超过汉代,所赋也涉及音乐美学问题。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由周敦颐,徐上瀛等人提出的“淡和”审美观以及主情思潮成为当时盛情的音乐美学思想。

如上所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先秦时期儒、墨、法、道、阴阳、杂各家都曾提出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汉代以后又出现佛教音乐美学思想。但墨、法、杂家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阴阳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曾在汉代泛滥一时,此后虽也长期存在,却已被儒、道两家吸收、融化,而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佛教音乐美学思想魏晋以后长期存在,但它接受儒、道两家影响,而对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并无重大影响。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则产生于先秦,影响于后世,贯穿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又存在互补关系。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便由儒道互补构成,其主体为受制于礼,强调音乐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关系,重教化轻娱乐。真、美服从于善等,这属于儒家,其局部为重艺轻声,追求“希声”境界,强调“天人合一”,以乐养生等,这是道家的,其审美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则是共同的。
因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具备着以下主要特征:
1、要求音乐受礼制约,成为礼乐。
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礼乐思想的萌芽;此后,孔子肯定“思无邪”,要求音乐的思想合乎礼制、纯正;荀子明确提出“礼乐”范畴,至此礼乐思想成熟,《乐记》是礼乐思想之集大成者,自从《乐礼》收入《礼记》,成为经典,礼乐思想便定型化,成为统治思想。此后的音乐美学思想大都未能跳出其范围。因此,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流是礼乐思想。
2、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
“中”“和”范畴出现于春秋时期,“中和”范畴则由荀子提出;“淡和”思想分别来自儒、道两家,“淡和”范畴则由周敦颐提出。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的思想源远流长,遍及各家,儒、道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阴阳家、杂家、佛学也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一眼以蔽之。“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3、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统一。
早在春秋时期,认为乐通天、人,要求以平和之乐使人际关系调和,天人关系统一的思想已经产生。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以五音配五行,十二律配十二月,构成宇宙图式,强调音乐来自自然,“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已经得到发展。音乐美学思想被深深烙上阴阳五行学说的印,“天人合一”,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统一始终是人们的追求,阮籍是如此,嵇康也是如此;儒家、道家是如此,佛学也是如此。
4、多从哲学、伦理、政治出发论述音乐。
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较少升入音乐的内部,对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与娱乐作用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入。
5、早熟而后期发展缓慢。
中国音乐美学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提出众多的范畴与命题,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各立学派,互相争鸣的局面,其思想之丰富,深刻可与古希腊媲美,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西汉时期,出现《乐记》这样自成体系的专著,把中国音乐美学,也把世界音乐美学推向高峰。至魏晋时期,更出现《声无哀乐论》,它是一本深入探讨音乐特殊性的自律论专著,较之西方自律论音乐美学的代表作《论音乐的美》早了整整16个世纪。但嵇康以后的一千几百年,音乐美学思想却囤于《乐记》而无重大突破与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陈腐。
以礼为规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就必然以“中和”为美,而“中和”的发展便是“淡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特征。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音乐美学史就是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斗争、交融、互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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