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中女性形象探析

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中女性形象探析 摘要:莫言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中将“公鸡变人”的民间传说和“革命加恋爱”的经典小说模式杂糅在一起,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故事。《锦衣》中塑造的…

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中女性形象探析

摘要:莫言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中将“公鸡变人”的民间传说和“革命加恋爱”的经典小说模式杂糅在一起,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故事。《锦衣》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虽然较少,但每一个形象都很生动,体现了莫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关键词:《锦衣》; 女性 ;莫言

戏曲文学剧本《锦衣》是作家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新作之一,其将“公鸡变人”的民间传说和“革命加恋爱”的经典小说模式杂糅在一起,为读者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出神入化、出人意料的故事。一直以来,莫言都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好的故事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宋春莲、王婆、季王氏是《锦衣》中三个重要的女性形象,她们代表了清朝末年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三类女性。

《锦衣》中的第一位女性形象宋春莲出现在剧本第一场“桥头卖莲”中,剧本通过宋春莲父女二人的对话,将春莲的身世交代得一清二楚。宋春莲是清朝末年山东农村一位普通的妇女,其母亲去世,父亲染上烟瘾。作家莫言通过春莲母亲托梦给她父亲,说她将遇到一份好姻缘这一民间故事惯用的模式,引出下文其父将其卖掉的剧情。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由于女人一无所有,所以到不了一个所享有的尊严的高度;她本人是属于男人的财产,首先是她父亲的财产,然后是她丈夫的财产。……父亲对少女拥有一切权利;通过婚姻,他把她完全转让给她的丈夫。”a对于自己被卖的命运,春莲虽然心生埋怨,却无反抗之力。“桥头卖莲”的闹剧中,春莲与季星官初次见面,季星官对春莲心生爱慕,为后面二人的结合做出了铺垫。春莲就像“大风浪里无桅的船”,无依无靠,面对自己被卖、与公鸡成亲、被婆婆欺压、被庄雄才等调戏的命运,她始终无反抗之力。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之下,那只与春莲拜堂成亲的公鸡,在很大程度上给她带来了帮助与安慰。这种表面上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不仅增加了整个故事的生动性,同时也增添了后文季星官那场“公鸡变人”的苦情戏的生动性。《锦衣》中的第二位女性形象王婆出现在剧本第二场“姑侄联手”中。从王婆一开头的自白中我们得知,其婚姻生活的不幸是由媒婆李大嘴所致。在王婆使用各种手段反抗无果之后,她选择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接受并认同自己的命运。从此,王婆便像曾经迫害自己的李媒婆一样做起了媒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哪里跌倒的,就在哪里爬起来”。《锦衣》中的第三位女性形象季王氏出现在第三场“盐铺诈银”中。季王氏丈夫刚死,儿子在日本留学,其孤身一人与一只神鸡为伴,看守顺发盐铺。作为顺发盐铺的女主人,她有着小商人的精明与算计,同时也具有刚正不阿的品性。在王婆苦心说媒的过程中,季王氏更是深明大义,坚决主张“儿女婚姻大事,老身不能做主”。无奈王婆与王豹用尽诡计,季王氏为保护儿子季星官,答应下了这桩荒诞的婚姻。作为婆婆的季王氏在得知季星官已死的情况下,并未同情春莲年纪轻轻便守寡的命运,对其百般刁难与责骂,很有一副“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做派。她有商人的精明,有旧时婆婆的恶毒,但又渴望世俗的安稳。

曾有评论家说:“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往往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把女性主体性诬为是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并且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从而把试图僭越封建女权道德的女性诽谤为谋夫、欺夫的恶女人……”b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中,莫言有意识地避免了这一缺陷。在他塑造的三位女性形象春莲、王婆、季王氏身上,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男性对她们的压迫以及这种压迫对她们人生命运的损害,但是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敢于与强大的男权力量相抗衡的勇气。为了更好地表现女性对男性压迫的反抗,莫言采用了大量尖锐、集中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首先表现为人物之间的冲突,例如春莲为反抗其父,大胆地拆穿其父的谎言;王婆为反抗被父母和媒婆操纵的不幸婚姻,用了跳井、喝假农药等方式;季王氏为了反抗庄雄才、王豹等人的欺压,引出公鸡与他们对抗。虽然这些抗争大都是以这些女性的失败收场,但在这种反抗中,我们依旧看到了莫言试图重新构建女性主体意识、颠覆男权统治的写作立场。《锦衣》中,一个更令我们感到悲哀的事实是,这些女性虽然勇于对自己的悲剧性命运做出反抗,然而,一旦成为权力的掌控者,她们便采取更加残忍的手段去欺压比她们地位更低的女性。著名女作家铁凝曾说过:“在中国,并非大多数的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恰是女性自身。”c我们从莫言在《锦衣》中塑造的三位女性形象可以看出,虽然在男性当权的社会中女性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虽然她们都曾试图去对男权社会进行反抗,但当她们成为权力的掌控者之后,她们并没有把反抗的矛头指向男权社会,而是面向了那些比她们地位更低、生活更悲苦的女性。由此说来,在更大程度上压迫、摧残女性生活的,恰恰是女性自身。例如李媒婆对王婆婚姻的干涉,王婆对春莲婚姻的干涉,季王氏对儿媳春莲的残酷对待等。在剧本第十一场“撞墙救鸡”中,面对庄雄才和王豹的欺凌,为了自己生活的安稳,季王氏并未与春莲一同反抗他们的无理要求,而是主动劝说儿媳春莲姑且答应庄雄才的无理要求。在剧本第十二场“两情缱绻”中,面对知县的提问,季王氏根本不为儿媳春莲辩驳,而是直言“家门不幸,出此贱人”,将春莲置于这场审判的风口浪尖上。《锦衣》中,这种女性在面对自己的同胞受到欺凌,不仅不去帮助其脱离困境,反而落井下石的例子比比皆是,女性所面临的此类困境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她们已然处于劣势,然而,她们一旦有了某种“特权”,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来欺压比她们更处于劣势的女性,这也是造成女性长期处于劣势的悲剧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锦衣》中,作家莫言将“公鸡变人”的民间传说和“革命加恋爱”的经典小说模式杂糅在一起,为读者讲述了一个独具真情的故事。作家莫言将三位女性都放置在真实生活中,通过她们的真实做法、真实想法,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一个“真”字。春莲虽被父亲卖掉,忍辱与公鸡拜堂成亲,但她对于爱情的期许与渴望,对季星官假扮的“锦衣王子”的真情相许,更是体现了她的真性情。这一类的女性形象,莫言在之前的小说中也塑造过,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菊子、《金发婴儿》中的紫荆、《粮食》中的梅生娘等,都是具有真性情的女性。在春莲身上,这样的真性情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春莲虽忍辱与公鸡拜堂成亲,但春莲路遇庄雄才、王豹等人欺凌,公鸡尽全力相助;而后,庄雄才、王豹等人再次上门逼迫春莲与庄雄才成亲,公鸡相助不得,性命岌岌可危之时,春莲头撞墙壁,宁死守护公鸡,我们不难看出她的有情有义。季星官在夜间假扮“锦衣王子”与春莲相会,对她百般照顾,二人情动于中,共效鱼水之欢。季星官为促成革命的成功,并未对春莲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春莲虽心生疑虑,却大胆与其相爱相守,也都充分展示了春莲的真性情。在春莲和季星官的爱情里,春莲没有被传统的伦理道德所束缚,他们二人虽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夫妻,但春莲并不知道季星官的身份,在此背景之下更可看出二人爱情的伟大。春莲为了追求爱情,敢于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抗衡,他们二人的爱情更是建立在互相爱慕的基础之上。在春莲和季星官的爱情里,作家莫言巧用“公鸡变人”的民间传说。春莲在不知道季星官身份的情况下,不顾旁人的眼光、不管自己已为人媳的身份,大胆与其相知相爱,更凸显了春莲作为一个女子的“真”。同时,这与作家莫言的写作立场息息相关。曾有评论家说过:“作为一个小说家,莫言骨子里面还是个农民。他的作品之所以出色,就在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有着农村生活的根、农民的血液与气质。”d一直以来,莫言都站在民间立场上进行写作。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中,莫言依旧采取这种民间的写作立场,将他笔下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例如,王婆发现春莲与男子夜间相会后,在是否要将此事告知官府,收取个人利益上曾进行了自我拷问:“这事缺德不?缺!”e作家莫言仅用寥寥数语,通过王婆内心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便将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描写得一清二楚。王婆内心的自我拷问,更显得王婆是一个真正的人,体现了王婆的“真”。另外,莫言通过季王氏对于儿媳春莲的态度、其在得知儿子季星官仍然活着时的喜悦表现等细节,将这个渴望在乱世中谋求安稳、保全儿子的母亲形象刻画得细致生动。相比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塑造的“大地母亲”形象,季王氏的形象显得有几分单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其母亲形象的高尚与伟大。莫言将其置于家庭变故、革命风云的大背景之下,写出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真”。综上所述,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中,莫言将这些女性放置在革命风云的大背景下,展现了她们身上的真性情,体现了作家对于底层女性命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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